建筑与民族志研讨会

空间生产中心自成立以来持续参与国际建筑与民族志研讨会——正是在这里,组织我们研究方向的列斐伏尔空间三元组(被感知、被构想与被经历的空间)接受其他学科的检验,并转化为新的研究问题后重新回归。这种联系并非礼节性的:它印证了研究空间生产必须走出建筑学自身的学科疆界。

对CPE而言,研讨会是一条双向通道。一方面,它使我们能够较早地将智利建筑学界尚无固定位置的讨论——宇宙技术(cosmotécnica)、情境本体论、空间研究中的感官转向——纳入研究议程,进而转化为论文、FONDECYT项目或中心的新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出口:CPE的研究成果在此接受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与城市规划学者的检验,而后才凝结为被索引的学术出版物。

除了理论价值之外,研讨会还是CPE与社会公共联结的主要机制之一:一届接一届,它与国内外学术界、受邀学者以及远超建筑学范畴、延伸至人类学、地理学与城市研究领域的公众,保持着持续而顺畅的联系。

关于研讨会

国际建筑与民族志研讨会诞生为一个跨学科交流空间,旨在重新思考空间、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自首届举办以来,研讨会便置身于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致力于连接栖居的物质维度与人文维度,即阿尔贝娜·亚内娃(Albena Yaneva)所称的“建筑学的民族志转向”。这一视角在2018年得到巩固:Momoyo Kaijima在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提出“建筑民族志”(Architectural Ethnography)框架,通过能够张扬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层级关系、并捕捉日常生活质感的图绘与图表,为空间的再现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研讨会首届聚焦于探讨历来锚定于技术性、量化再现的建筑研究,如何借助民族志工具而变得丰富,从而与其社会本质相和解,并强化其批判性思维。第二届拓展了这一视野,纳入图像、声音与情境化的生命叙事,强调感官在社会空间认识论中的作用,并汇聚了建筑学、人类学、地理学、城市规划与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处同一讨论场域。第三届则拥抱了空间研究中的感官转向,承认身体在“在场”中的局限性与分量。自此,人们认识到建筑无法脱离具身的、情感的、情境化的经验,而民族志恰恰提供了一整套方法,得以触及那些常规量化指标往往使之隐形的栖居维度。

本届研讨会致力于重新审视拉丁美洲的宇宙技术(cosmotécnicas),从情境化的视角探讨其认识论、政治与美学维度。借鉴许煜(Yuk Hui)的观点,我们理解到“技术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存在;不同文化的技术都受到该文化宇宙论观念的影响,并且只有在特定的宇宙论环境中才具有自主性:技术始终是宇宙技术”(许煜,2024:34–35)。从这一视角出发,建筑不能被视为建造技术的单纯中立应用,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深深植根于特定文化理解世界、栖居世界与改造世界方式之中的实践。许煜提出,宇宙技术可理解为“通过技术活动将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统一起来”,这对当代许多建筑实践中依然盛行的功能主义与普遍主义观念构成了挑战。

在此框架下,我们希望重新审视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与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等人类学家所提出的讨论——他们借助亚马逊宇宙论,质疑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自然与文化二分(许煜,2024:38)。作为一种技术性与文化性兼具的实践,建筑正被这些思考物质、精神与领土关系的其他方式所叩问。建筑与民族志研讨会由此敞开怀抱,去想象和讨论那些源自其他本体论体制、其他宇宙技术的空间实践,为在拉丁美洲从栖居、知识与大地的角度重新思考建筑,提供情境化的替代路径。

本届研讨会的引导性问题

• 建筑如何能够超越现代性遗留下来的功能主义与生产主义框架,向思考技术的其他方式敞开?
• 民族志如何能够帮助厘清那些连接宇宙论、材料与生活方式的情境化技术?
• 当建筑不再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技术答案,而是一种情境化实践时,会发生什么?
• 在被行星危机所贯穿的语境中,建筑能否成为重新连接技术、伦理与领土之间关系的媒介?